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二年，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，减薪裁员是金融危机最突出的影响。除了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外，有高达四成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已经减薪或计划减薪。相比之下，党政机关最稳定，减薪、裁员单位不到一成。（11月3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　　记得当初金融海啸狂潮汹涌的时候，曾有一个词很流行，叫“共度时艰”，其中的意味不言自明。这当然算是很好的危机公关理念。尽管对于平等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，不少人还有着质疑和抱怨。但是，在危机面前，谁都应该懂得以大局为重，这样的艰难当然就要大家一起来扛。

　　问题是，现在的调查却让人感觉很尴尬。原来，减薪裁员的重灾区，是那些原本力量就相对贫弱的中小企业，以及国企的普通员工。党政机关最稳定，减薪、裁员单位不到一成，这意味着公务员群体依然抱着铁饭碗，身处安乐窝。这样的情境表明，那些原本就未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人，却要充当抵御金融危机的主力军；而那些生活原本就比较优渥的群体，任凭外面金融海啸洪水滔天，却仍可以安享一片避风港。

　　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社会怪象。基于最普遍的生活常识，也应该是谁的力量大，就由谁来扛重担。金融危机的影响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一次社会风险分担。这种风险分担，本身也包含着特定的利益再分配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认为在这场金融海啸中，既有“危险”，又有“机遇”。很显然，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，是不应该尽让社会底层来分担风险的，也不应该赐予权力阶层风险豁免权。否则的话，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路径就会被切断，自然也就会蕴蓄着新的社会危机。

　　其实，每一次的经济危机，都是对特定社会生态结构的一种特殊的检验，同时也是一次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的契机。这本身也是由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决定的。越是在金融危机中，越应该凸显权力的伦理与品质，越应该践行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出现更多压垮社会底层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实际就要求，权力阶层在责任面前应该身先士卒，而不是躲在自己的那片安稳天地里。在“减薪裁员”上，党政机关最稳定，其实也是一种耻辱。要知道，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机构臃肿，人员超编，甚至还有“吃空饷”现象，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把稳定留给自己，把动荡推给别人，推掉的恐怕就是权力品质。

　　减薪国企第一，裁员私企居首；外企不发加班费，公务员风景这边独好。现在回望这样的金融危机影响，真是令人情何以堪。长期招致公众声讨的国企在这场风暴中，也成为减薪的主力军，这很容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，为国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鼓与呼。这里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，在国企中的普通员工很多时候也属于社会底层，也是属于权利容易遭遇剥夺的阶层，加上国企滞重的机制难以应对市场变化，这个群体恰恰更容易成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。事实上，长期以来舆论声讨的让国企减薪，其实是指向披着权力外衣的国企高管。也正是那件权力外衣，让这些国企高管在金融危机中拥有一件护身符。

　　金融危机影响带来的痛感，其实与折磨公众太久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权利公平的缺损，其实也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，可以延伸到更为深广的领域。如果不能对种种有损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制度进行彻底清理，就一定会有一些群体凭借着强大的话语权，在任何社会情境下都能成为既得利益者。同样，那些话语权被剥夺的人们，只能一边抱怨未能分享到发展的果实，一边还要用最后的力量去承担生活风险。